进步史观断想

事实尽管如此，但盛行一时的19世纪进步史观，经验证明并不符合实际。虽然趋向美好理想的进步是符合人性本质的，但实际生活中，美好追求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例子比比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结果建立起来的社会与理想愿望相差甚远，带给民众的是痛苦的回忆与深刻的教训；为着传播福音、抵御异教徒的崇高理想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带来的是杀戮和无数幼小生命的丧失。19世纪安宁与物质进步非凡的世界，进入20世纪，突然之间被两场举世罕见的浩劫打破，人类在政治上文化上陷入倒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灾难境地。

这些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像大自然一样，并不一定按照既定的轨迹前行。它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可能出现阳光灿烂、充满生机的景象，也可能出现乌云密布与暴雨雷电的景象。原因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的内部各种各样的力量、矛盾互相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不仅无法准确预见，而且也极不确定。经济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和谐，会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动荡、大危机，而军事政治力量之间矛盾作用的不协调，更会带来战争、流血、民不聊生等社会灾难。

在社会变化运动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对人类的发展及其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自发形成的，不是哪一群人或哪一个人自主选择、设计的产物。好的制度、理想的制度不容易形成，且也容易遭到破坏。事实上的制度即使非常糟糕，人们深恶痛绝，要想改变也非常困难。改变制度会带来动荡，也牵扯到许多人的利益。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大食堂制度，尽管那样脱离实际，带来了那么多的效率损失和精神损失，因为左倾观念持有者维护自身权威和权力的需要，要想改变它，就十分困难。今天，选举制，民主制，明明非常符合大势，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因为有人担心权力丢失、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迟迟不能建立，这就是制度建立改变不易的例子。

制度改革存在许多偶然、必然的因素，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权力体制及运行状况，改革的方式和结果就不同。一个社会一旦启动改革，不论是民间暴力启动，还是高层权力推动，其变化发展都存在着众多方向抉择和无数可能的结果。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20世纪初的中国宪政改革也不一定就会夭折；如果1945年之后，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力主建设和完善联合政府体制，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上相对自由、社会较为开放，两大主要政党均拥有武装力量作基础的政治资源条件下，建立起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这条和平进步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一定就走不通。如果事情真如多数民主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发展，中国要少牺牲多少生命，经济上要少受多少损失，今日中国民主化的水平又会达到怎样高的程度，都是不难想象的。

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杰出人物个人的选择和作用，对社会的变化和制度变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因为列宁的因素，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减少了脱离实际的左的经济政策给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当政，力行左倾政策，搞强制性集体化，强力推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影响及其损失难以计数。毛泽东时代，如果他不坚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呈现怎样的景象？如果他不坚持搞文化大革命，仅仅让中央个别领导下台，仅仅运用组织手段解除一部分地方干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又将会出现怎样的走向？显，然会同现实的历史进程截然不同。

1978年之后，如果邓小平不坚决实行一套完全不同于毛的政策，不矢志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事业，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像历史曾经发生的那个样子。如果他老人家不坚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不坚决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坚决执行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化政策，不在党内建立起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成规、惯例，中国社会今天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就会大为不同。这个事实表明，历史并非由客观物质条件事先决定，而是由创造历史的人们努力和追求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杰出人物因为特殊的地位与社会条件，可以对历史发展方向、特定的制度选择产生极大的影响与改变作用。这说明历史决定论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