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意识形态空谈，淡化意识形态追求

段拥军

意识形态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观念，在舆论宣传领域，它是一些政治上正确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而实际上，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以不同的视角方式反映社会关系，具体什么观念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或主导意识形态，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由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和舆论管理方式曾经给社会带来过重大灾难，所以强调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思想一出来，我们还是需要严加注意仔细分析的。

首先，要防止意识形态空谈

所谓意识形态空谈，就是喜欢空喊意识形态大口号，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口号观念的价值、作用。过去这些大口号或者观念主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防止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刻牢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与此同时理论家的长篇大论，则主要论证这些观念来源上的权威性，认识上的正确性，真理上的颠覆不破性。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小评论和体会文章，主要论述这些观念思想在实践上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深远意义。

然而结果呢，纯之又纯的思想文化阵地，使广大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真实想法无以表达，人民群众没有好的书读，没有优秀的电影戏剧可以欣赏；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打成阶级敌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是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坚持不同社会主义观念的革命家打倒。而那个年代视若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复辟，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之后，人们大胆的尝试了一下，其结果不仅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迅速改变了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几十年来第一次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令人深感意外的是，我们时刻不忘需要解放的90%以上的受苦人，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在我们身边。可以说，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原则与喊得震天价响的意识形态大口号，不仅在严峻事实面前威信扫地，就是在当时也没有起到多么大的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改革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社会的主要思想分歧是经济政策上的。喊大口号、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观念无比正确的意识形态思维，使我们封闭了一切与主流观念不同的认识与思想。“新人口论是错误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资本主义的”，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观念也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大加鞭笞。当旧的一套政策体制使我们的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亿万人民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带领人民坚决破除意识形态禁锢，开始了彻底的经济改革。

新的以恢复和重建我们天天批判的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一次次被指责为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其是非曲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搞清。为了推进改革，邓小平同志采取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观念策略，即采取所谓“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政治策略。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策略的极端正确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显现。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开始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与社会观念方面。比如，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现行政治体制存在什么问题？要不要改革？比如医疗、养老、教育方面的改革如何进行等等。我们一些习惯于意识形态思维的同志，在这里又看到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此，我们是不能认同的。

其次，谨防运用意识形态原则、纪律限制人们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研究

不止一位同志提出：中国要搞社会主义民主，不要搞资本主义民主；还有的同志提出创新思维：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专访文章中，侯惠勤先生又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大“底线”：一，基本价值不认同。我们学习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一般不涉及价值理性层面。二，基本制度不照搬。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决不照搬资本主义制度。三，发展道路不重复。

其实，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什么，或者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什么的口号式思维，毫无争论的意义。因为我们首先必须清楚，所谓的基本价值、基本制度、基本道路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按照左倾观念持有者的看法，当代社会流行的众多主流价值观念、当代社会正在大力发展或翼图转型的制度、当代中国已经走或正在走的道路，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顶红帽子而已。在一些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的同志眼里，捍卫人权、倡导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制约权力、建设小政府、实施国企转制、发展民营经济，都是受资产阶级主流话语影响涉嫌姓资的价值观念。

如果我们不放弃政治挂帅的上纲上线思维，或者说不放弃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研究抽象的口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一事当前，先问姓资姓社，我们就会陷入同当年一样的灾难泥潭当中：不分析也不研究马寅初的人口论究竟说了什么，只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判定新人口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似乎一切具体是非不用争论就已明了；不管“三自一包”政策究竟错在哪里，人民公社究竟有何种优越性，只要“三自一包”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方针，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桥梁，则一切不同观点的讨论不用进行，正确与错误就已经判明。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堵塞言论，限制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不明智做法。

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创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种书本上没有，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有怎样的内涵，需要亿万人民大胆探索、辛勤实践，需要理论家全面总结、不断创新。在没有相关实践和经验之前，在没有进行过具体的实证分析与观念研究之前，我们是不能轻易的给某种事物、观念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的，也不能轻率的给持某一观念的人戴上全盘西化者、资本主义自由化者的帽子。因为这样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我们曾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戴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帽子，经过实践与分析研究，发现它不是；我们曾很轻率的给彭德怀及其赞同者戴上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历史终于证明，这个帽子戴得太错太沉。

有的同志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官员选举、言论自由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学习借鉴。反对者，可以具体的分析研究，提出与之不同新观点新结论，如“民主不一定就好”，“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肯定不适合于中国国情”，“选举、言论自由，是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价值”。只要你的观点是以理服人的、是独立思考的产物，都可以公开提出并宣传。只是你提出的观点，仅仅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说你的认识观念，你的政策主张，或你认可的具体事物，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而其他人其他观念都不是，未免过于武断。

其三，强化具体问题研究，淡化意识形态追求。

其实，研究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今天人们所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观点，所以拥有这样那样的政策主张，且这些主张观点多是关于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的。正说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经济体制之间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说明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就像当年我们社会经济问题比较多，因而经济思想政策的分歧争论就比较多一样。

过去我们用戴帽子的手段，将非主流的三自一包观念，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观念，反对大跃进的观念，统统判定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结果大大延误了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用老办法旧思维，把不同于某些人的新观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观念，西化观念，自由化观念，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念。

虽然帽子问题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帽子，在一定的场合、时间戴一戴也是必要的。比如在冬天（冷战热战的冬天，各种不同观念争夺群众的武装革命时期）或冰天雪地条件下（即，正确观念不能公开宣传的暴力革命条件下，以及特定政治口号成为信仰者聚集在一起的唯一要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运用一些意识形态手段。拿足球运动做例子，如果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说中国人不适合踢足球，踢足球必败。而我们社会各界也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怕踢怕败的意识占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应大喊：中国足球必胜！中国足球的运动历史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但是，在正常的国际环境和人们正常的情绪条件下，我们就不需要老把这类大口号看得过于沉重，而应该多多研究具体的问题：中国足球与国外足球的真正差距在哪里，政策体制的异同何在。因为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为了捍卫大口号的正确性，而封闭我们足球运动管理与体制实际存在问题的言论，则错的就太远了。

时下，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全球化的大潮汹涌澎湃。为了在世界这个竞技场上获得成功，为了真正解决我们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能总拿阶级斗争时期、冷战时期等非常环境下常用的意识形态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观念纠纷与政策分歧的。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不是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显而易见是存在的，否则，为什么在今天的文化产业全球竞争中，我们文化产业不能获得与我们经济发展相称的业绩？何以我们国民的阅读率不断走低，我们的电影市场会出现萧条的景象，我们的银屏会出现阵阵“韩风”。解决类似这般的问题，从革命传统中找办法，显然比较局限。从古代中国或古代外国的经验中找方法，那些古方正药，显然难以适应当下的国内外条件。无奈之余，只有借鉴当今世界主流管理模式，虽然这些管理模式是发达国家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相关的思想观念有资产阶级主流话语之嫌，但也没有办法。

还比如，我们的党支部书记选举，党支部委员选举，是不是有不合时宜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有，我们从哪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办法呢？实事求是的讲，从哪里都行。革命以来的传统当然是根红苗壮的，但传统也有许多不同的模式，例如党的早期模式、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还有重视民主的传统模式，当然也有文革前与文革中的模式等等，到底应该学习吸收什么样的传统，需要仔细斟酌。此外，马克思列宁的党建理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党模式，同样有许许多多可以借鉴的方面。中国古代或者当代西方一些好的选官模式用官模式也可以大胆借鉴，例如当代西方程序严谨的竞选制度，为什么就不能拿来为我所用呢？当然是可以的。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给这些来源不同的方法、观念戴什么意识形态的帽子、戴不戴帽子，无关紧要。可行的，即使戴着黑帽子照样可行；不可行，戴多么鲜艳的红帽子还是不可行。“大包干”没有戴社会主义伟大创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帽子，因为实践效果很好，人民群众一致欢迎，还是得到普遍推行；人民公社戴了共产主义桥梁等诸多高帽子，说是一棵常青藤，结果还是很短命。革命委员会戴了无数顶红帽子，由于实践效果差，干部任用规则并不科学，最终还是被我们抛弃了。